差不多几年的省吃俭用，四姐总算还清了那个三千元的债务，也让自己从那沉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变得轻松一些。
四姐觉得自己轻松的时候，却不能轻松。这时的四姐，早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令，可是，这些看，四姐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认真去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摆在了面前。就算四姐不急，家人也急。
四姐只要回到老家，父母就要问起她的个人问题，哥哥姐姐们见了，更是问个没完。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下，四姐终于答应大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但四姐也只是嘴上说说，并没真的去办。倒不是四姐不愿意把这个事当个事，而是因为条件有限。四姐的工作单位是棉纺厂，棉纺厂基本上就是个女娃子的世界。为数不多的男人，不是干部就是技术工，而且那些人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结了婚有家有室的男人。那百分之一的男性，自然就成了厂里的抢手货。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上班，也同样限制了四姐的自由，剩下不多的时间，四姐必须休息。就算不休息，她也得去做一些早就该做却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杂事。再说，就算有那么点时间，也几乎没有这个机会，四姐总不能到大街上去找个不认识的人谈情说爱吧？
就在四姐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叫张大良的男人闯进了四姐的心中。
这个叫张大良的男人，因为手枪走火，打死了一个人，成了一名犯人，因为他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又因为是手枪走火，无直接杀人本意，就受到了一个监外执行的刑罚。这个监外执行的犯人，同时又是市报的特约记者，虽然他暂时受到了身份的限制，却还是能够常常采访一些新闻，再以笔名的名义得以在市里的报刊上发表。
这个叫张大良的男人，在受到监外执行的同时，还因此让家庭关系破裂。夫妻离婚之后，张大良的身边还带着一个娃子。
张大良听说棉纺厂职工找对象难的事后，觉得这是一个新闻题，就带着他的相机和纸笔，来到棉纺厂进行采访。
张大良要采访的，当然是那些年令较大的女性，其中，四姐就是其中之一。
张大良是个善于采访的老记者，他在一个美好的夏天傍晚，把四姐带到一个风景美丽的郊区，来到一片草地上，开始了他是专业也是别有用心的采访。
这时虽然已经有二十多岁的四姐，依然保持着那种浪漫的性格。在她的感觉中，三种人是她最为崇拜的对象。这三种人，一是军人，二是医生，三是文化人。
周大良部队转业，又是记者，三种人中占有两个身份，而且，他又长得人长个大，英俊，潇洒，四姐一见，就有好感。
但那时的四姐，也只是对张大良有一个好感和尊重感，别无它意。
张大良见了四姐，只谈了几句话，就觉得四姐是一个知书达理，又善良又有素质的那种女娃子，而且，四姐读过南一中，文化程度当然也不低。因此，在张大良的心目中，四姐就不是那种乡下女娃子，而是具备了城里女孩应有的那些素质。
简单的采访和闲聊，不只是让四姐获得了相当的信息量，也让那张大良得知了四姐还没有谈情说爱的隐私和秘密。
当然，四姐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得知张大良的双重不幸，既他的手枪走火的事故及家庭的婚姻破裂。
彼此差不多的命运轨迹，很快让他们的采访变成了男女之间的交心。
南一中就读的往事，进一步让他们勾起了往事的回忆，和人生因为命运的不公而产生的不得意的感慨。
等到谈话结束，天气已经到了夜晚。华灯初上的街面上，留下了他们并排行走的忘记，也让他们彼此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期待和激动。
往下的日子，周大良就借采访的名义，与四姐见面，与四姐一起度过那下班后的每一个富有诗意的黄昏，也让四姐对张大良，产生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同情和理解。
很快，棉纺厂就传出了一个人人皆知的新闻，说四姐恋上了那位特约记者，说那位记者虽然是个手枪走火的犯人，却也是个市里有重要关系的非平常的角色。
四姐可不是那个愿意出卖自己去登高枝的那种人，因此她听到这些后，心里很不爽快，但四姐虽然不爽快，却没有把自己的不爽快表现出来。
四姐后来经过了解，证明张大娘确实有一个叔爷是在市里当官。
就在四姐想要明辩自己的意图时，市里的叔爷让张大良把四姐带到他所住的地方，开宗明义地对四姐这样说，“只要你愿意嫁给我的侄儿，我就可以把你调到市里任何一个单位。”
心高气傲的四姐，觉得如果这样，她的婚姻就一点意义也没有。确切地说，她的婚姻也就是一个物质交换的条件。
如果是别的女娃子，这种情况下，也许是人生的一个最好的转折，求之不得。
然而，四姐却并不热情地回应道，“我有这个考虑，并不是因为他有你这个关系，而是觉得他的人生与我的人生有许多的共同之处，而且他是个文化人，让我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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