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奢侈税之类的，都是全部走国税交给中央，地方落不到一点好处，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移风易俗，免得地方为了捞钱鼓励抽大烟之类的事情；而像印花税跟土地税这些有意的税收，则是给中央三分之一，地方留三分之二，其他的工商税、农税之类的可以全留给地方，好方便地方鼓励地方建设。
条件八。允许地方设立众议院，众议院的选举与任免，都不由地方政府管辖。跟地方政府是评级机构，但众议院只有监督地方施政的权力，没有干涉地方政府施政的权力，跟地方政府出现纠纷，最多可以向上报告，让上面来处理。
应该说，中华帝国对各级地方军阀势力给出的这八个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驻军权、外交权以及宪法权收归中央外。其他方面都给了很大的便利。不但税收方面可以很大程度自己说了算，甚至可以让继续当地方大官，自由任免当地官员，还不断绝你进入中央。再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条件简直不要太好。
如果是一个弱势的中华帝国提出这些条件，那自然是因为心虚，因为没实力武力统一才不得不对地方做出让步，但看过了大阅兵之后，谁也不怀疑中华帝国军有实力强行武力统一全国，在这个时候还这样慷慨，那就是大气的表现了。
对此，与会人员基本都比较满意。但还是要回去再商量商量，考虑考虑，但却很少有人清楚的看到。这些条文之后，还有一行小字，那就是最终解释权归中华帝国中央国务院。
或者说有人看到了这个，但却以为这不过是一个类似于督促或惯例之类的东西，少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儿的，却不知道这句话才是真正的大杀器。那意思就是中华帝国随时可以更改前面的内容，怎么解释都是中华帝国国务院说了算。
当然。一开始中华帝国肯定说话算话，不过以后可就难说了。
李永吉之所以能这么宽大，是想尽快统一全国，好让李永吉可以安心的去美国干涉人家的南北战争，如果要武力统一，那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李永吉这样做，摆明了就是想搞一国两制甚至一国多制的政策，让各种政治体制并存，以此来验证哪一种制度更适合中国。
虽然李永吉觉得自己制定的体制更适合中国的发展，不过没有对比就没有发言权，保留一些不实行中央省份的地方制度，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冲作用，让自己的改革有一个对比与参照物，就好像多了几个小弟一样，反而可以让自己的改革进行的更好。
而且，这里面真正隐藏的杀手也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军事上的，而是经济上的。这里面有一个开放市场，不得阻碍地方老百姓自由流动的条件，这个条件对于实行李永吉新政的省份来说，才是杀伤力最强的策略。
原因很简单，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本身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又因为李永吉的缘故，实行低税政策，再加上皇室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商人的崛起，他们必然对其他落后省份具有更强的经济优势。
一旦其他省份地方的民间市场也全部对实行新政的中央省份开放，且无法用自由设卡收税的办法来调节贸易差，那就等于把资源跟市场全部开放了，假以时日，中央省份就可以用经济渗透跟贸易侵略的方法，把这些省份的商品流通与金融领域全部控制。
举个简单例子，实行新政的省份都种了高产水稻，其他作物跟畜牧业等方面也有各种补贴，那么他们的农产品必然产量大增，价格也会大大降低，而其他省份没有这些优势，农产品价格肯定还会居高不下。
如果他们还是独立的地方，能够以收税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农业，完全可以用提高进口农产品的税收来调节，从而达到保护自家农民的目的，可现在都是一国了，市场全部放开，那么低价农产品必然冲击本地农产品市场，导致本地农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最后自然是破产成为流民。
这个时候呢，政策又说明了，不得阻碍百姓的自由流动，那么成为流民的人为了吃饭，肯定要向更有前途的地方流动，那不是别的地方，正是实行了新政的省份。
或许那些落后省份还会觉得流民走掉这很好，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却不知道这等于把自己的劳动力送给了别人，毕竟在这个时代，最先实行跨省的，必然是那些青壮年，这些人来了新政的中央省份，等于增加了劳动力。反而会促进本地的各方面建设。
长此以往，随着中央省份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经济地位越来越高。必然会形成中央省份生活越来越好，而其他落后省份越来越穷的居民，等于是中央省份的各级扮演了列强的角色。
也就是说，随着中央省份的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强，其他没跟上脚步的落后省份就成了廉价原料产地以及市场倾销地，在经济贸易往来中会处于弱势地位，慢慢的。地方的商品流通以及金融货币，就会全被中央省份多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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