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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