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要的银子再高，对于李正祥这种粮食商人来说，也不算多少钱，可以负担的起，毕竟清朝的田赋其实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有所起伏的，不是一成不变，赶上大灾，朝廷往往还有免税甚至赈灾一说。
也就是说田赋对李正祥不是问题，但如果有大量土地能给自己种粮食，让自己有稳定的供货渠道，那就好处大于坏处了。
就这样，两者一拍即合，自耕农把土地送给李正祥，自己则变成给李正祥种地的佃户，有点像后世的土地流转；李正祥呢，他的好处更多，因为没费多少钱就增加了名下的土地，自抬了身价不说，还多了许多稳定的粮食供货源，大家都有好处。
而且，李正祥看似要交田赋，但这部分交给官府的田赋他还是要跟那些送田给他的佃户收的，顶多是没那么死板而已。
表面上看产生了土地依附关系，但这些佃户还是需要交官府要的那部分田赋，并且不必再交别的地租，经济上来说，等于佃户还是自耕农，但身份变了，并且有了一定抗风险能力。
因为万一交不起税，可以让李正祥先垫付，来年收成好了再还，不过这样一来，以后种什么得李正祥说了算，并且种的粮食也必须卖给李正祥，且价格也是李正祥说了算，一般都是市场最低价，让农民过的去而已。
这样一来，农民的风险小了，而李正祥也有了稳定的供货源，表面看起来都有好处，但好处最多的还是李正祥。
年景好，粮价虽然低，但那些依附自己的佃户自己就可以交官府的田赋，李正祥这个名义主人只是代为缴纳罢了，不亏，而且换银子的过程他还小赚；
年景坏，虽然佃户可能交不起官府要的田赋银，但由于粮价高了，自己卖粮的利润也高，那么先替佃户交赋税也不是个事儿，来年反正还能还给自己，无非就是没有利息收入，更何况，要是年景差，卖粮的高价可比那赋税的好处高多了。
这就是做贸易的商人跟做生产者的农民的区别，对粮食商人来说，无论年景好坏，他们都赚钱，抗风险能力强，可农民抗风险能力就差的多。
李正祥需要的是大量廉价粮作为供货源，减少收粮的投入，而农民是为了减少风险，所以也算各取所需。
相反，李正祥虽然在商业上抗风险能力强，但他不是本地大宗族，丁口少，变相的说，就是在这里没有太强的势力，只能获取经济利益，无法获取土地的实际主权。
在这个时代，你没有一定的实力，根本就守不住自己的土地财产，李正祥就算名下有那么多田产，他也无法真的赶走那些人多势众的佃户，或者强迫他们给自己交租。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后世农村有些大户村民私自占地，真到了人家来拆迁的时候，明明是农户自己私自占地，可他们就是不走，甚至暴力抗法，如果人家人多势众，很多情况下政府也是没办法，大多数都是息事宁人，默认了，反过来说，政府能强拆的，大都是没啥实力的小户人家。
所以说，李家的五百亩地，就是看着好看，没多少实权，也根本不靠收租赚钱，一旦有土地纠纷，就算打官司，官府对这种事儿门清，为了稳定地方，十有八九不会让李家赢，就算能赢也是输，因为根本守不住地皮。
话说回来，李永吉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本来是买房子，但却多了两百亩地，就算这看起来是荒地，可也是要交田赋的。
一旦你买了地，有了地契，就在官府登了记，这事儿一般是牙人帮你办理的，你赖不掉。
登记后，官府可不管你买的地一年能收入多少，他们都是按照事先规定的定额收取田赋的，虽然荒地的收取额度小一点，但也是个负担。
之前，那买了这个养心居这片土地的人，只是单纯看中那里的景色与交通，当时他不缺钱，是想自己负担下来，然后改成园林景观的，谁知道后来落败了，那就只能想法子卖出去。
然而，正因为有那两百亩荒地的拖累，实际上才不好卖，如果只是单纯的宅子，就算地方稍微偏僻点，但毕竟跟镇上距离不算远，又靠水路，而且里面不少房子都是新的，所以那价格不算差，但如果加上两百亩荒地的负担，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普通地主家的地皮，都是能种作物有产出，而且有人耕种，能产出效益，而李永吉买的那两百多亩地，就算有个宅子，那实际上也还是没什么人住的荒地，要开发利用起来，需要陆续投入更大的资金才行。但此时的官府，可不管你是否继续投入，都还是要跟你要税款的，而稍微一琢磨就知道，如今已经是农历八月，收秋赋，也就是收田赋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简而言之，李永吉买下这两百亩地，用不了多久就要先给官府交纳一笔田赋，且以后他每年都要为这两百多亩地缴税，且看对方故意隐瞒的样子，那田赋肯定不少。
当然，这不是孙旺故意帮着对方欺骗李永吉，实在是对方登记的时候就有所隐瞒，登记的时候也只说宅子的建筑面积，没说宅子所在地皮的实际面积，孙旺呢，只是个学徒，这方面经验还比较少，而李永吉又太过着急，没让孙旺仔细分辨就买了下来，这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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