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的文化都是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当农耕繁荣的时候，关外的土地对于掌握了权力的人而言，没有丝毫的价值。
就如那高昌，若换做是从前，世族们对于攻打高昌是没有太多积极性的。
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跟我有什么关系？
即便是占领了高昌，那又如何？花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还要驻扎一支兵马，为了供应这些兵马，需要源源不断的输送大量的粮食。
因而，某种程度而言，王朝兴盛的时候，像高昌这种地方，若是天子的意志坚决，固然能够占领。可是……那天下的臣民，都仿佛自己和高昌没有任何的关系。
毕竟……绝大多数人，不会天天拿着一个舆图，来看看大唐的疆土有多大。
而一旦朝廷衰弱，大家巴不得将浪费钱粮的兵力收缩回关内。
因为，除了让舆图上多一块土地，让边疆安全一些之外，像高昌这样的地方，和天下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系的。
可现在……却不同了，棉纺流行了，里头有巨大的利益，百姓们需要穿衣，带动了棉纺业的发展，商贾们开了作坊，需要棉花供应，现在世族们拿下了土地，开始种植棉花，这棉花种植出来，世族们发了财，商贾们也发了财，陈家跟着发了财，百姓们也有了稳定的棉布，可以用较为低廉的价格买来更舒适和温暖的新衣。
这其中牵涉到的，是一个广大的利益链条，从收租的陈家，到种棉花的世族，再到负责耕种和采摘棉花的部曲，到负责运输的劳力，再到作坊里的工人。
未来，至少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直接或者间接的围绕着高昌维持生计。
到了那个时候，若是高昌但凡出现一点风险，势必要天下振动，朝野哗然了。
即便陈家不出兵保护高昌，只怕那朝中的宰相和百官，都要急红了眼睛，要求朝廷立即征发大军，前往高昌了。
正因如此，西宁新城，这里人的风气，却和保守的长安人不同，正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商贾，日夜进行贸易。商贸的繁华，让迁居于这里的世族，也可从中分一杯羹。
也因为有人能从中牟取到好处，掌握了文化的世族子弟们，也慢慢的转变了思维。
以往在关内的那一套儒学，显然已经很不对这些世族子弟们的胃口了。
转而有人开始崇古，即突然察觉到……汉儒的思想，似乎与自己契合。
这一下子的，公羊学的书，居然卖得格外的火热。
这公羊学，乃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时的官方正统儒家学派，和当时汉武帝开拓进取的心思相契合，主张的乃是大一统、大复仇以及天人感应的思想。
说穿了……就是鼓励儒生们开拓进取。
当然，之所以能够盛行，也是因为不少人察觉到，公羊学比之当下的儒学，更适应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
他们从关内迁徙到了关外，生活环境已经改变。
因而发现，原有的儒经已经无法解释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了。
反而是公羊学提倡‘继治世之者，其道同，继乱世之治者其道变。’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便是，万事万物，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变化，国家、律法、百姓、社会风气、信仰和行为，都会随之而变。
唯一不变的，就是‘道’，所谓的‘道’，便是精神，只要精神不变，那么其他的东西你爱咋改就咋改。
于是公羊学的读书人，挂在嘴边的话永远是‘通其便，使民不倦’，又或者是‘三代不同法，五代不相复礼’。
大抵意思是，如果三代之内，就要改变法令，五代之内，礼仪方式就要发生变化。如若不然，百姓就要厌倦。
正因这公羊学开始慢慢的流行，以至于世族子弟开始爱好刀剑起来，他们往往请作坊专门定制名贵的刀剑，佩戴在身上，彰显自己的主张。
在西宁市场，刀剑铺子的生意格外的好，一日可以售出一百多柄刀剑。
且人们更倾向于那种装饰少一些，却锋利的刀剑。一方面，是因为河西地广人稀，出了城游历，倘若没有一把武器傍身，若是当真遇到了歹人，也可自卫。另一方面，公羊学比较刚猛，大抵教授的学问精髓就是：你得用道德去感化别人，如果道德感化不了，那就用你的语言去感染别人，如果语言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用拳头去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当然，如果拳头都解决不了，那就直接动刀剑就好了。
公羊学的文化人，大抵都是如此的做派。
当然，到了后来，这个学说之所以开始被统治者们打压，也不是没有道理。
一方面是天下已经开拓得差不多了，大家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你们公羊学的人成日都鼓吹今日要报复这个，明日要干那个，大家都很讨厌。
另一方面是……虽然理论上而言，你先用道德和语言去感化别人，实在不成的话，就干死他们。
可是绝大多数公羊学的读书人，显然觉得前者比较麻烦，所以他们直接简化了流程，省去了讲道理和辩论的时间，直接干就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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