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的书记换了好几个，都是上级委派的，所以他才发现我们主任的英明，就想方设法的得到了那个已经内部传闻要调走的老院长的信任，也去湖南的湘雅医院学了两年的医科。结果老院长被人排挤调走了，新任的院长不理老院长的那个茬口，回来的当天就被发配到病房做护理员。他这个郁闷啊，经常和我们主任在一起发牢骚。毕竟他俩是同年转业的部队干部，军人之间的感情还是很不错的，只有我们主任能给他排解一下了。
九床属于遗传型的精神病，对症治疗了一个月后，病情就基本稳定了，所以他的那些怪毛病就出来了。我总是感觉他是哪个单位的领导，但是问他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跟我们胡谝，唯独这个话题他讳莫如深的从来不给我们说。这还是跟很奇妙的事情，即使我很执着的采取了各种方法想套出他的话，还是没有用，他就是不说。我都觉得这小子不是真的精神病，否则以我的经验和聪明才智，怎么也能了解他的很多事情的。
可是我一无所获。
最后解开这些谜底的竟然是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而且其中的曲折还很有故事性。我先给读者们卖个关子，把九床的住院期间的一些表现给大家讲一讲，这是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的本分。
九床大概一个月后，各种指标就缓解了很多。在病情逐渐稳定后，他就开始对我们医院的很多事情表示了不满，让我们觉得他是那个来检查的领导。所以，我们主任才很不喜欢他。有一次还故意的暗示我可以对九床采取一点儿合适的治疗方法，适当的控制一下他总是在病区对所有的人和事挑鼻子挑眼睛的做法。
我对主任的安排当然是要执行的，下级医师服从上级医师那是职责。但是，我知道这个病人是院长大人亲自带过来的，还有一个陪着同来的更大的领导。我一个小小的基层医师怎么能干的过那么大的大腿。所以我就耍了个心眼，我假装把主任的暗示当做明示，把主任的说法按照规范要求写好了医嘱，然后拿去给主任签名。
好在我们主任和有的病区主任不一样，他对自己签名的所有东西都要仔细的看一下，不像有的主任那样只是扫一眼就签名。看着我煞有介事的写下的医嘱，主任的样子简直是哭笑不得，他“嗯嗯”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小夏，我觉得目前还不需要这个治疗吧。”
然后，我立即就当着他的面把那张医嘱单子撤掉了，主任一定对我离开的身影很骂了好几句娘。
其实，我们主任对我还是很好的，因为一来我是路老师的高足，他一向就对我高看一眼，二来我很听话，我从小就是个很听话的好孩子。我小的时候听父母的话，上学的时候听老师和所有班干部的话，上班后听所有领导的话，结婚后听老婆的话。我在刚工作轮转的时候，因为手脚勤快和说话好听，所以得到的评价很好，我们主任就找到医务部，说我轮转结束后就分到他的病区吧，反正全院八个病区就他们少一个医生。医务部也不薄他的面子，就把我分来了。
在三病区的五年多时间，我确实做到了是主任的得力助手，与护理打交道他让我出面，因为我年轻，很得大姑娘和小媳妇的喜爱，我每次嬉皮笑脸的找护士们商量事情，在她们揪着我的脸蛋时就搞定了。即使是与病人的家属打交道这样破烦的事，主任也是主要交给我的，因为我的耐性特别的好，不管家属怎么发火，我都可以一板一眼的将上级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将卫生局的文件要求，我甚至可以把卫生局文件的文号都告诉他们，以我的坦诚把他们搞得无话可说。
还有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的老师路教授是精神卫生界的权威，我们主任要晋升职称就要写论文，还要在专家组的评议上有人说的上话，路教授无疑是最佳人选，而我则是最简捷的途径。在病区里，我们主任对我说的一些事情，总是支持的，当然我也不可能胡说八道，医生的职业道德是我进入医科大学习时首先学到的。
对九床这种无事生非的人，全病区的人都反感他。我不同于常人，这是我媳妇儿对我的中肯评价。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马克思哲学课程，几乎每一堂的哲学课我都是全神贯注的从头听到尾。我记得我的第一堂哲学课，那个胡子花白的老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一个懂哲学的人永远不会上当受骗。这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我出生在城市平民之家，最怕的就是在社会上上当受骗了。所以，我自此以后就始终上好每一次的哲学课。
懂哲学的人确实不容易被骗，这从我的好几次经历都可以看到，以后有机会了给大家说说。现在我说说我为什么不同于常人这事。
我对九床从来都没有产生过讨厌情绪，当然这与他是我主管的病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懂哲学道理。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矛盾论，医生，确切的说是医院的与病人打交道的所有工作人员与病人是一对矛盾关系，也就是说我和病人是对立统一的，是相互影响的。那么，为什么要讨厌他们和烦他们呢？没有医生就没有患者，同样的没有患者要医生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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