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徐峰把这句话吼出来的时候，后脑勺的血已经凝固了，头发硬邦邦地粘在一起，像被胶水糊过似的。
他伸手摸了摸伤口，指尖触到结痂的血块时，疼得倒抽一口凉气，眼前直冒金星。
这伤是他那个所谓的“爹”用擀面杖打的，就因为他不同意把供销社售货员的工作机会让给那个整天游手好闲的“大哥”。
四月的海城热得像个蒸笼，狭窄的弄堂里一丝风都没有。
空气中飘着海腥味和巷子公厕散发出的尿骚味，混合着谁家炒辣椒的呛人气味。
徐峰三下五除二把自己的几件换洗衣服、知青时期留下的毛选和一本已经翻烂的《林海雪原》塞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背包，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出。
木门在身后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震得门框上的灰簌簌往下掉。
“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白眼狼！”养父的骂声在巷子里炸开，引得几个邻居探头张望。
徐峰脚步没停，反而走得更快，军绿色的胶鞋底拍打着青石板路面，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心里冷笑。
白眼狼？到底谁才是白眼狼？养父那张油腻的胖脸和虚伪的嘴脸在脑海中浮现，让他胃里一阵翻腾。
他今年二十六，在北大荒当了整整八年知青，回城后在街道毛刷厂干了一年临时工，每天站在流水线前给成堆的毛刷安装铁丝，一个月挣二十八块六毛钱，还得交二十块给家里。
手上被铁丝划出的伤口从来没好利索过，总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好不容易等来个供销社售货员的正式工作机会，养父却要他让给那个三十岁还游手好闲的“大哥”。
“你哥没工作娶不上媳妇，你忍心看他打一辈子光棍？”
徐峰想起养父说这话时理直气壮的样子就火大。
那张油光满面的脸上，小眼睛瞪得溜圆，嘴角还沾着早饭的酱汁。
他据理力争，说自己在北大荒吃了八年苦，回城后又苦熬一年，好不容易有个翻身的机会。
换来的却是后脑勺一擀面杖，当时眼前一黑，差点没背过气去。
“要不是我收留你们孤儿寡母，你早死在荒郊野地了！”
养父追到巷子口跳着脚骂，声音尖得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徐峰回头看了眼，他那“大哥”正倚在斑驳掉漆的门框上嗑瓜子，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一脸得意地看着他，还故意把瓜子咬得“咔吧”响。跟上辈子一模一样。
是的，上辈子。
徐峰是重生的。
三天前他从2023年的病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回到了1980年的海城，回到了这个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上一世他忍气吞声留了下来，后来趁着改革开放做起了皮毛生意。
有次去小兴安岭收山货遇到暴雨，连人带车翻进山沟，被一个采蘑菇的姑娘救了。
那姑娘叫林秀儿，是林场老猎户的女儿。
他在姑娘家养伤时产生了感情，最后当了上门女婿。
秀儿温柔贤惠，岳父岳母待他如亲生儿子。
可惜他生意越做越大，经常海城东北两头跑，跟媳妇聚少离多。
后来被人坑得倾家荡产，连累秀儿一家跟着受苦。
最让他痛心的是，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秀儿不仅没离开他，还起早贪黑地干活帮他还债，最后累出了一身病。
现在重活一次，他决定直接去找秀儿，好好补偿她们一家。
徐峰先去了生母坟前。
郊外的荒山上，那座低矮的土坟几乎被杂草淹没。
他徒手拔掉坟头的野草，又用衣角擦拭粗糙的墓碑，坐了整整一上午。
“妈，我走了。”他摸着冰凉的石碑，上面“慈母徐陈氏之墓”几个字已经有些模糊。
“这次我一定活出个人样来。”山风吹乱他的头发，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身上的味道。
离开坟地，徐峰直接去了城西的纺织厂宿舍，找到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赵卫国。
赵卫国现在在纺织厂当保安，听说他要卖工作指标，二话不说凑了八十块钱给他。
“这可是你翻身的机会啊，真舍得卖？”赵卫国递过一叠皱巴巴的钞票，大多是五块、十块的面额，还带着体温。
徐峰数都没数就塞进口袋：“便宜谁也不能便宜那对父子。”他顿了顿，“老赵，这工作你让你弟去，供销社虽然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
离开赵卫国家，徐峰在街边买了五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吃了三个，剩下两个小心地用油纸包好塞进背包，留着路上吃。
当天下午，他就站在了海城火车站的月台上。
站台上人山人海，挑着扁担的农民、背着包袱的商贩、抱着孩子的妇女，挤挤挨挨地等着那班开往伊春的绿皮火车。
徐峰的背包被挤得歪到一边，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把洗得发黄的白衬衫浸透了一大片。
“哐当哐当”的火车进站时，徐峰深吸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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