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琢磨什么呢？原本历史上的鲁凭，曾在刘曜攻陷长安后，即投身而入胡营，担任前赵大将呼延实的长史，其后陈安谋反，杀呼延实，他复归陈安，却又反对陈安彻底背反刘曜，终为陈安所杀。刘曜因此还悲恸慨叹，说：“贤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贤人，是塞天下之情……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绝当时之望，吾知其无能为也。”
某些人的人生轨迹，起码所属阵营，并没有因为裴该的穿越而变更，比如说范隆、韦忠等，但鲁凭则彻彻底底地改变了。若说鲁凭是忠臣，则他在原本历史上，先背晋，复降陈，即便不算三姓家奴，两姓总有了；若说他不是忠臣，在这条时间线上，却为刘曜拘禁经年，始终不屈，仿佛小号的苏武……何以如此啊？
一切都因天下大势而变。当晋已无望中原，胡势一时炽烈之时，那些并不识何为民族大义之辈，自然会陆续投入胡、羯的怀抱，甚至于鲁凭还会劝告陈安，勿与刘曜作对；但当晋帙复张之际，则以鲁凭这种执着于传统儒家道德，多少还要点儿脸的士人，就必不肯二三其德了。
如此看来，鲁凭确实是一个值得宣传的好榜样，但效用正不在教人以忠，而是宣告天下，中国今已复振矣！
裴嶷、裴粹等见裴该没有第一时间表态，反倒在沉『吟』，不禁疑『惑』。好在裴该想的时间并不长，便即笑笑：“卿等所言是也，我当亲往城外，迎候鲁将德。”同时命郭璞将鲁凭的事迹写成上奏，请求朝廷封其子、男之爵。
秦以军功授爵，自公士而至彻侯，总计二十级；汉代则分封诸王，并将彻侯（后避武帝刘彻讳而改列侯）独列于二十等爵之外。则王、侯为封爵，有食邑，受租税，可世袭；关内侯以下为赐爵，不可世袭，但增其禄、免赋税而已。到东汉末年，赐爵逐渐消亡，唯保留关内侯一级（建安时更加关中侯和关外侯），同时列侯亦有县、乡、亭之分。
曹魏末期，司马昭秉政，自称沿用周礼，设置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由此晋代的爵位系统就沿袭前朝，被分割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宗室，封王，有亲王、郡王之别；其二为异姓五等封爵，亦有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之别，且多加“开国”二字；其三为乡、亭侯和关内侯。
其实伯爵以下，虽有其名，赐封人数却并不多，大概因为基于传统，唯公、侯二字荣显，为伯、为子、为男，受的人也未必能有多乐意吧。郡县公多于开国时册封，新爵则多数封侯司马亮、司马伦等执政时，滥封侯爵，乃有“亮侯数千，伦侯数千”之语。
所以此前裴该为其麾下将吏向朝廷求得的爵位，基本上都是县侯。如今他打算用封爵来嘉奖鲁凭，但若仍封其为侯，就怕诸将异言我们浴血奋战，始得封侯，怎么养一年马也能封侯了？乃请朝廷下赐子爵或男爵给鲁凭。至于乡亭侯、关内侯等，不可世袭，恐怕无人以之为贵啊。
奏至洛阳，朝廷不日便即下诏，册封鲁凭为褒信子。至于行台方面，裴该在亲迎并嘉勉鲁凭之后，以其熟悉高奴之事，乃命其为高奴县令。
恢复汉代极盛时期的疆域，乃是裴该的宿志，故此才在刘曜主力离开高奴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陶侃的北进策略，终于收复了高奴城。此城在秦代便是关中名邑，项羽曾封董翳为翟王，使都高奴，等到刘邦“暗渡陈仓”，攻灭三秦后，即设高奴县。魏、晋以来，上郡逐渐沦陷于氐、羌之手，其县乃不复置。
裴该此前上奏，请求重置上郡，得到了朝廷的允可，随即便任命虚除权渠为上郡太守，都督上郡戎部诸军事。则上郡虽复其名，不过等同于后世的羁縻州，朝廷是根本管不到尺土寸地的。因而如今既得高奴，便须由行台直接命吏管理了高奴小县，汉代也不过任命县长而已，裴该则直命鲁将德担任县令。
根据莫怀忠的禀报，高奴城池虽小，刘曜既然在彼处经营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自然会加以修缮，城防颇为严整实话说若是胡心不『乱』，彭氏不走，则莫怀忠欲以一营之兵而遽下高奴，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太大把握周边可以辐『射』、控制的耕地，也有数千顷之多。只是人口太少，城内、城外，估算着总数也不过五六百户、两三千人罢了……
裴该乃与屯部掾辛明商议，即下令将高奴县内农户全都降为屯民，于其城东、西、北总设民屯十座，复从冯翊、京兆迁军屯五、民屯三北上，别置于高奴城南。同时命工部召集民众，整修从梁山前往高奴的道路。
裴该在策谋着北方之事，于此同时，荀灌娘则在筹划猫儿的“相亲会”。
裴该原本跟她说：“谢风、文朗、刘光等，咸在青春，尚且无偶。”但是一打听，敢情谢风在不久前已然定下了亲事，商定来年迎娶。
裴该麾下诸将，陶侃、郭默等暂且不论，则年岁最大的是刘央（刘夜堂），已过四旬，其他多半与裴该岁数相仿，三十上下。在这年月，有条件而三十多岁都不娶妻的，其实罕见，如董彪三十一岁，长子董都已经十二了，其他人自然多数也都有了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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