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把自己当日的所作所为，通过书信向裴该合盘托出。当然啦，所谓“合盘托出”，是指的过程，而非他真实心意。
他可不敢明说，自己之所以杀害郑林，是担心对方说服了曹嶷归晋，则自己再拿不到东莞，甚至于连城阳都可能被迫吐出去……
书信之中，苏峻先把郑林当日所言，以及自己驳斥郑林的话，备悉靡遗都陈述了一遍，然后为自己杀人别找理由。他说：
我本来是打算放郑林走的，但转念一想，恐怕他回去以后便拿那套歪理邪说劝说鞠彭，要鞠彭不思华夷之别，不念晋胡之仇，却与曹嶷约和。以我对鞠彭的了解，此人无胆略、贪安逸，又已经被曹嶷打得焦头烂额了，很有可能就上了郑林的圈套。当时的形势，我军寡而曹军众，倘若失去了东莱方面的对敌牵制，则曹军可以全师向我，形势丕变，我军岌岌可危啊。
再者，若郑林前往广固，游说曹嶷，他当然不可能使曹嶷真的罢兵，甚至于弃戈来降，但若言语之中，把在我军中的所见所闻泄露给了曹嶷知道，也肯定会影响到我其后的军事行动。
当然最关键的，郑林为青州大儒，素有名望，则他若将自己的糊涂理念四外宣扬，煽惑民心，竟使晋人不再忠勇抗胡，曹嶷定青便易，而我复青为难。那些屁话若再口耳相传，散播于更为广泛的地区，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强盛，对于逐胡大业，也必然会产生相当恶劣的影响。
末将念及这桩桩件件，种种可能的后果，不禁惶惑和激愤，短时间内不及细想，这才急遣亲信追上去，将郑林与其从人俱沉于水了。
过后回想，深悔此事孟浪。我不觉得郑林无罪，但其罪亦不至死，我理当将其拘押起来，等待军事行动结束后，再交于大都督处置，而不应该专断自为。正好大都督来信，要我寻访郑林，似有欲用之意，在此提醒大都督，郑林这票腐儒，切不可用，用必坏国。同时也向大都督禀明前情，希望大都督念在我平定城阳、东莱等地有功的份儿上，暂且宽恕了我的鲁莽之行吧。
这些杀人理由，苏峻都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逐条开列的，相信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裴该对自己的疑忌。
在苏峻想来，郑林虽为大儒，终未出仕，只是个平头百姓罢了，则在裴该心里，与一员骁将孰轻孰重啊？这年月当官儿的杀个把老百姓，那算多大的事儿。只是郑林终为郑玄之后，就大都督最近请董景道作《姓氏志》一事来看，似乎颇为礼敬郑学，自己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了郑林，时机选择的实在太差。
而且你杀郑林就杀了，为何隐瞒不报呢？你是有跋扈之心，还是有专断之意？将来这事儿若不慎泄露，搞得舆论大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把事儿栽到上官头上去？倘若设身处地，站在裴该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苏峻也觉得自己罪不可赦……
但他不能光请罪而已，还得为自己辩解，反正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没人能够猜到，猜到了也可以咬牙不认。自己得表现得绝对忠于大都督，是因为郑林的歪理与大都督背道而驰，并且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这才不避嫌疑，先为大都督除去此害！
只有这么解释，罪不罪的另说，大都督对自己的观感，才不至于变得太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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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个多月以后，这封信终于呈递到了裴该的案头，裴该细细一读，不禁恍然：原来如此。
他此前对于苏峻杀郑林之事，一直存疑，就是因为找不到苏子高这么干的理由。原本疑心王贡攀诬，但再想想，以王子赐之能，若想陷害苏峻，一定会编造更易为人采信的理由啊；即便他就硬编苏峻杀郑林之事了，也理当堆砌更为严密的逻辑关系和证据啊。越是连王贡都语焉不详，其实就越有可能是事实。
苏峻信中所言，倒是都说得通，郑林这票腐儒会含糊华夷之辨，本在裴该意料之内。大儒又怎么了？大儒借用圣人之言，为自己的污烂行为背书之事，从来史不绝书啊。王肃也是大儒，为了斗倒郑学，他就公然学术造假；范隆也是大儒，直接就出仕胡汉了……
关键这年月的华夷之辨、晋戎之别，还并没有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加上刘渊打着复汉的旗号，一方面尊刘禅为先帝，一方面又礼敬儒者，也往往使士人并不目之为外族，跟随者还想为胡汉找承天景命的理由，不跟的只是目之为篡逆罢了。
即便在原本的历史上，后来刘曜干脆撕掉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尊祖冒顿单于，那些已经附胡的儒者也没见谁愤然辞官而去嘛。
再往后，契丹占幽云、女真夺中原，乃至蒙古、满洲窃取神器，都不知道有多少士人一副大义凛然之貌就甘心为奴去了，曲阜孔家更是连鬼子来了都开门恭迎的……当然不可否认，其中部分降胡的士人是因见旧朝不可守，想谋天下太平，以为可以导夷变华，出发点不能说太糟。但唯如此，则更具迷惑性、欺骗性，因为裴该有比旁人多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他明白那压根儿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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