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冬季的到来，对天津市宁河县（2015年，撤销宁河县设立宁河区）大北乡大北砖厂的民工来说有些不妙：生产停了，无钱可挣。他们只好或回乡或另谋生路。18岁的民工何承富是在2000年11月12日同几个重庆酉阳老乡一道离开了砖厂。此时，他窝着一肚子的火。并不是由于今后的生活没着落。他过惯了漂泊不定的日子，反正到哪儿都是凭力气混口饭吃。这股火源自张工头。
按说何承富是应该感激张工头的。他15岁就随村里人来津打工，由于人小力单，谋生艰难，加之周围的不良影响，短不了做些偷鸡摸狗的事。1999年11月，何承富因在天津市静海县盗窃摩托车被判刑6个月。2000年5月刑满释放。在他四处找不到活干的时候，还是张工头看在同乡的份儿上收留了他。
可何承富并不是那种老实干活的人，时常借故不出工在屋里歇着，还因为这和张工头不断发生口角。结果最后算工钱时，张工头扣了他100元，说他出工少。人家是民工队的头儿，有这个权力。何承富虽然为此吵闹了一番，终究也是徒劳的。
当天，何承富到了静海大丘庄、王虎村一带，那儿有不少老乡和亲戚。他这儿住一晚那儿住一晚，连玩带打听工作混了两天，一无所获，身上的几个工钱也花光了。
11月15日早起，何承富找一位老乡借上20块钱，打算到附近的陈官屯砖厂看看。
这砖厂旁有一家小饭店，何承富在那儿吃过一次，记住了老板娘叫徐文英，她丈夫是当地人。何承富先去了那儿探情况。他和老板娘打过招呼，问：“砖厂里有咱们四川、贵州老乡吗？”
正闲着没事的老板娘告他没有了，都走了。
何承富知道挣钱无望，不免神色黯然。
老板娘见他闷头不语，就问：“你有四川人的小孩卖吗？”
何承富反应挺快：“我是贵州人呐。”他又顺着老板娘的话诓她：“要孩子？有啊。我姐姐有四个孩子，回家会被罚款，正想卖掉一个。”
老板娘一听来了情绪：“这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不会出事的。我卖过好几个小孩了。”接着报出那些小孩都是谁谁送来的。她又补充道：“你弄来后，我给你卖掉，得给我点儿辛苦费。”
“那是一定的。”何承富嘴上应承着，心里就想到了张工头那刚满周岁的儿子。
老板娘见何承富认了真，便给他写下一个电话号码，叮嘱道：“弄到孩子后，就打这个电话给我。”
离开陈官屯，何承富去了津南一带找他三叔四叔。他希望能在那里有个着落。通过自己的老乡他在16日才找到三叔家，住了一晚。这时身上的钱又用光了。
17日一早，他找四叔借了50元钱，然后按着亲戚的指点到八里台阀门厂找工作。因无身份证被拒绝。又去附近的木板厂，那里也不要人……
何承富四处找活干，四处碰壁。沮丧之余，就开始琢磨起老板娘的话和张工头的儿子了。
中午1点钟，他坐上八里台到天津火车站的汽车。两点左右到了火车站，下车吃过饭，见附近店铺挺多，又想去碰碰运气。他连着进了几家店铺，结果还是没活干。何承富对找工作不再存有幻想。他阴沉着脸，认定现在只有一个去处了。
下午5点多，转了一大圈的何承富依旧两手空空地回到大北乡。他是在离砖厂还有四五里地的马聪桥道口下的客运汽车，看看天色尚早，就在附近转悠着消磨时间，后索性进了一家理发店理发，见店内有电话，正好和徐文英取得联系，告诉她明天准把孩子送到，让她准备好钱。晚饭是在路边店买的肉包子，他特意放开肚皮多吃了两个。
大约晚上9点钟，何承富向公路南边的大北砖厂悄悄摸去。砖厂虽说季节性停工，还是有少数人员留住厂内，主要是为省下回家路费。此时，砖厂大门外的小卖部里还亮着灯。何承富隔窗望去，见酉阳老乡冉云峰正和三个人打麻将牌。何承富怕被看见，没走大门，从东侧绕进厂里，又翻过山东民工队和重庆民工宿舍间的隔墙。
挨着墙的恰好就是张工头住的那排平房。砖厂的这些平房都比较简陋，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屋里没啥值钱东西，所以很少有人插门上锁。
何承富溜进张工头与冉云峰两户之间的空房，在这里可偷听张工头房里的动静，还可从北墙角的一个小洞窥视。张工头在当月8号回了酉阳老家办件急事，说是到家两三天就回，何承富估摸这些天过去也该回来了。当时，他冒出一想法：如果张工头在家，就过去找他要钱。他要是把扣的工钱给我，我就走；若不给，那就一定要把小孩抱走。
在何承富的眼中，小孩与钱之间已被画上等号，二者必取其一。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隐藏在这一想法后面的是在为作案寻求心理平衡，即：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这种犯罪前的似是而非的自我辩解，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心安理得地去实施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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