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朱翊镠是越来越信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冯保对朱翊镠也越来越好奇，甚至感到迷惑了。
有谁不怕言官？
皇帝和首辅都怕呢。
在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
大部分言官品秩都不高，或者说很低，但其政治地位极为突出。
比方说：六科的掌印长官都给事中不过是正七品，另有给事中（从七品）若干，各科人数不尽相同，但六科给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因为明代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于其他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他们代天子以察百事（但凡言官，都有代皇帝巡视地方的权利和职责），由于给事中分掌六部，故称之为六科给事中。
六科给事中有“封驳”权：即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的权利；有“科抄”或“科参”权：即稽察六部事务的权利；有“注销”权：指圣旨与奏章每日归附科籍，每五日送内阁备案，执行机关在指定时限内奉旨处理政务，由六科核查后五日一注销。
因为身份特殊、权力重大，所以言官的品秩尽管都不过六七品，但享受的待遇却是正四品，例朝时也是站在靠近皇帝的地方。
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其中尤为人们所关注的是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与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大小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所以，明代言官在整个社会形态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威慑力量。
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对监察机构与监察制度的建设。
而在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可以说是最为完善的，由此形成的明代言官群体也十分独特。按明制，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两百人左右，为历代之最。
另一方面，统治者既然把特权赋予言官，也就会对言官的政治素质提出特别的要求。
如宋朝司马光曾就专门说过选择言官的标准：“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
由此可见，统治者对言官的道德品性及政治素质的要求是非常苛严的。
从明代选用言官的情形看，有几条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二是必正派刚敢言；三是必学识突出，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又博涉古今。
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甚至对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因为权利大，身份特殊，人选要求又严格，所以明朝的言官在政治舞台上确实也声名赫赫，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做出过震撼人心的举动，尤其对皇帝的规谏最为突出。
如嘉靖皇帝沉溺于斋醮青词荒废政事，御史杨爵痛心疾首，上书极谏，被下诏狱，备受酷刑，数次昏死，仍泰然处之。其他言官得知后冒死声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言官对于皇帝的德行非常关注，那些游戏国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长期怠政的皇帝就经常遭到言官的批评谏诤，以致于皇帝对言官也都忌惮三分。
再比如：万历皇帝一日在宫里演戏嬉乐，忽闻巡城御史呵呼声，当即停止，问为什么呢？他说：“朕畏御史（都察院）。”
监督、制约皇帝与朝中重臣是明代言官的主要职责。
从明代的历史看，内阁首辅无一没有受到言官的弹劾和抨击，其中大部分首辅都是在言官的舆论攻势中倒下政坛或离开要职的。
最突出的史例是，在严嵩专权乱政的二十年间，言官从未停歇过对严嵩父子的斗争。虽然言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则被杀害，轻则受杖责、遭流放，但仍然弹劾不止，终使严嵩父子得到应有的下场。
所以在明一朝，当官儿的，甭管是皇帝、王爷、首辅，还是朝中各级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不怕言官。
就像冯保，谈及言官同样是闻之色变，他依稀记得十年前高拱联合六科廊言官弹劾他的情景，若非高拱性格刚烈给李太后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那场斗争孰胜孰败还未可知。
然而，此时此刻朱翊镠给他的感觉就是：完全不当一回事儿。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冯保不由得暗自感慨，心想：“上次的弹劾难道忘了？当时六科只有礼部一科给事中出面，这次好像六科一道，看来还得有必要向李太后禀报啊。”
“伴伴。”朱翊镠忽然喊了一声。
“潞王爷。”冯保应道。
朱翊镠喃喃地道：“也不知六科给事中弹劾选取的角度合不合适，言辞犀利不犀利，若有可能，你去指导指导他们吧。”
“……”冯保一愣，眨巴着眼睛问，“潞王爷的意思是，怕他们弹劾选取的角度不合适言辞不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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