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扫完战场的八路军二营，迅速地撤离了大王峪，返回到几里开外的西窑村，此前，他们已经在那里秘密驻扎了几天。
尽管跟鬼子骑兵的这场遭遇战伤亡不算小，但斩获也还是相当可观。枪支方面：从日军手里缴获了四十一枝小马枪，一支手枪，从晋军溃兵那里收缴了五十三枝步枪，子弹均充足。此外，另有日军骑兵的二十八匹军马，以及马刀、大衣、马靴等。除了去年刚过黄河后的平型关之战的缴获，二营还从来没有如此阔气过。而且，这一次是一个营“吃独食”。
吴子健已经将战损抛到了脑后，他兴冲冲地在小村子中心的一块空场上召集四个连的连长，开始分配战利品（按照他与营长冯长治的分工，武器装备这一块，归他调配）。这是二营5连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天开始，5连全连彻底告别了汉阳造和老套筒等旧式武器，实现了全部三八式和中正式的先进步枪装备。
李天林乐得嘴都合不拢，作为二营的主力连，他们一向受到优先关照，全营唯一的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就在他们连，六挺捷克轻机枪他们也占有了一半。一直忧心忡忡的副连长夏连山的脸上，也禁不住露出了喜色。
而在帐篷搭就的营部里，教导员刘恕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丰厚的战利品的确值得庆贺，特别是二十八匹军马的收获令人喜出望外；但这一仗全营的伤亡也实在太大了。而且，教导员目前最担忧的，还不是一仗两仗的损失，他从这场临时上阵的战斗里，看到了吴子健等“主战派”势力的强大，这才是令他格外警惕和焦虑的。
自从去年十月忻口会战以国军失利为告终，八路军就已经开始遵照延安指示，逐步化整为零，潜入到敌后。在延安方面看来，山西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而八路军必须抓住国军主力被日军击溃的大好良机，放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太原被日军攻陷后，这一部署越发明朗和急迫。
刘恕只是一个营级的政治主官，但他对延安的指示是深谙其中三味的。作为长征过来的老资格红军，刘恕切身体会到了颠沛流离的痛楚，到达陕北后，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喘息和休整，但国民政府的追剿大军始终环伺在旁。如今，一切都大不同了：山西的崇山峻岭，给红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驰骋施展的天地；更重要的是，日军在山西的主力转战河北、山东而去，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和晋绥军也被压迫到了晋南和晋西南；在许多区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能对红军构成威胁，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此时不干，更待何时！
因此，在晋东北的五台，当团首长和师、旅首长，将二营独力开赴晋中南的关门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交待给刘恕和营长的时候，刘恕的一腔热血就沸腾起来了，他的脑海里，瞬间勾勒出未来在那个名叫关门山的陌生地区、二营发展壮大的蓝图。
但兴奋之余，刘恕也暗暗感到此行的艰难所在：那不是来自外部，而恰恰是在部队自身！作为打响抗日首战的八路军劲旅，林师上下对平型关大捷念念不忘；那一战，也确实提升了全军乃至全国的抗战士气。但是，刘恕对那一战感触更深的，则还是全师的重大伤亡，据说已达到千人，超过了消灭日军的人数！这是不折不扣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以二营为例，不算战士，仅主官就牺牲了一个副营长和七个连长、副连长——吴子健和李天林，就是在那一战之后，分别由连长和副连长提升为副营长和连长的。
可是，胜利的血色弥漫了人们的眼睛，大家都沉浸在大捷的亢奋里，却忽略了牺牲这一潜在的威胁。这次开赴关门山，师旅首长特意交待二营要尽力避开日军锋芒；然而，二营已经从五台出发了，副营长吴子健沿途还一直在寻找与日军交锋的机会。其中，行进到阳曲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尖兵发现了一股鬼子在村里劫掠百姓，吴子健二话不说，带领两个连就围了上去。鬼子人数虽不多，但依托村庄的宅院地形实施有效抵抗，并且很快就召来了驻扎阳曲的援军，若非刘恕与营长冯长治下令紧急撤离，二营说不定就会遭到日军的反包围。
刘恕很清楚，二营以吴子健为首的一批营连级主官，对全营脱离团以及师、旅主力的单独开进，还心存芥蒂；吴子健就公开说过，将林师这样的有力部队拆解分割，等于是将一个紧握的拳头变成了张开的手掌，丧失了强大的击打力。在他看来，林师至少应该以团为单位进行活动，方能掌控对日作战的主动；而如今以一个营的规模独自开进、孤悬敌后，所能打的仗，已经非常有限。
刘恕在二营的党小组会议上，几次对吴子健的言行进行了规劝和批评，但后者却不以为然；而冯长治作为营长，显然对副营长的约束也不够，甚至有些纵容，这让教导员备感焦虑。果然，这次潜伏进入小榆树山之后，得知日军准备进攻山外的丰店县城，吴子健就怂恿营长，以在丰店外围寻机袭击、缴获日军辎重为名义，贸然打了这一仗。十四名同志牺牲了，还有十几个重伤员生死难料，轻伤的则多达数十名。这对药品卫生品短缺的二营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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