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么一句，杨慎一忍不住叹息了一句：“现在看来，四郎还是给我这个做老师的留了面子。要是我强意坚持，不肯去阁，想必就跟文宣公府一般，声名狼藉，遗臭万年了。”
杨翯盯着石桌上那薄薄的报纸，摇头道：“真是想不到，这报纸的威力居然恐怖如斯。就算是周公，只要被这报纸抨击几回，也要成了王莽。”
杨慎一听到这里，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劝道：“三郎，为父知道你心中还有气，刚刚离京的时候，为父也是满腹牢骚，恨不得生啖刘四郎父子的肉。到了乐亭后，慢慢地这满腹的怨愤都消散了。前月，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先是前秦的商君，他站在我跟前，喝问道，‘小子，听闻你也要变法，你做好车裂之苦的准备没有？’接着梦见了前汉的晁错，他被一斩为两截，上半截身子爬到我跟前，非得写下好几个‘惨’字；又梦见汉末的荀令君，他看着我，流着泪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我已经这般傻了，你为何还这般傻？’”
说完后，杨慎一缓缓地说道：“我终究只能是文人儒生，想在这朝局上有所作为，没有四郎那份魄力，更没有卢相爷那份手段。”
“父亲不是有孝庙先皇的信任吗？如果不是孝宗皇帝突然驾崩，有他刘家什么事？”
“这就是时也命也。我唯一能依仗的就是孝庙先皇的信任，可是如此大事，岂能仰人鼻息？生死权柄尽操于他人之手？我大行变法，为的是图新除弊，利国利民，可是也会得罪大批权贵世家。孝庙先皇是支持我，万一到后来，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先皇顶不住了怎么办？会不会把我抛出去以谢天下？”
“父亲，孝宗皇帝不应该会这样吧。”杨翯迟疑着说道。
“不应该？孝宗皇帝，当年为了皇储之位，连最心爱的女人都舍得。说是后来愧疚了一辈子，可他终究当时还是下了那个决心。”
杨翯默然了一会，才不甘道：“如此说来，父亲还要感谢刘四郎？”
“这就是刘四郎的气度和手段。你看他种种手段，一不落人话柄，二不以强凌弱，三是师出有名。就算是搬倒我这座碍事的山丘，也要借着科举舞弊案的机会，名正言顺地踢我出局。”
杨翯却是听出深意来了，“父亲，你是说那件会试舞弊案有刘四郎的手尾？”
杨慎一含笑着说道：“刘四郎曾经有言，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更何况他这种兵法大家，最擅长的就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某些人应该想趁着朝局不稳，在科举中谋利，被刘四郎的密探获悉。他顺水推舟，牵针引线，把这些人暗暗勾连在一起，这样才能小案变大案，才能激起翻天覆地的惊涛骇浪，然后一个波浪把我这样该走的人全部送走。”
“一件会试舞弊大案，扳倒了一位宰辅一位阁老，现在还余波未息，不少人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以官学为根基，再辅以三级联考。你看这报纸，数月来名义上是正反双方争辩不休，可仔细一琢磨，都能体会出反方那理屈词穷、迂腐呆板的意思，民意慢慢转到正方这边。”
“现在文宣公府一案，刘四郎这是要从根上纠正读书人的规矩。”
“父亲为何这般说？”
“我曾经去书信问刘四郎，为何要这般做？他回信给我说，数百年来，科举让读书变了味。所有的读书人，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光宗耀祖，为了平步青云，一味钻在四书五经和诗词里。偏偏诗词和四书五经只能提高人的文采，却不能增强他的能力，反而容易让他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清谈之士，与国与民都无益。”
“刘四郎认为变朝廷为国家，变选拔空谈务虚的文官，改为选拔责任、有抱负、有才识、有能力的‘士’。”
“士？”
“有见识才器之士，或为学者，或为工商，或为官吏，各施所长，各司其职。”
“荒缪至极，不读先贤之书，如何明道德人伦？如何教化百姓？”杨翯愤然反驳道。
“先贤之书，叫人明道理，却没有告诉人该如何去耕种，如何去营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味教化百姓知礼节荣辱，却不知道带领百姓填饱肚子，穿暖身子，不管说得如何崇高，都是空谈误国。”
“父亲，你也信了刘四郎的异端邪说？”杨翯着急地问道，刚才杨慎一的一席话，对他的冲击太大了，跟他二十多年来养成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要是真让刘四郎大行了这些邪说，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我信不信有什么关系？你没见刘四郎的手段吗？他通过这一件件大案，再大兴舆论造势，然后缓缓引导。信他这一套的，或能做官得权；或能发财得利；或能实现抱负得名。天下之人，谁能逃出这三项的诱惑？”
“要是不从呢？”
“你不肯信不肯从，刘四郎会把你变成臭不可闻的垃圾，然后顺应天下人的滔滔民意，让你和你一家都灰飞烟灭，并恶名永铭在青史上。试问三郎，你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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