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再多看一眼那夫妻两人和那黄澄澄的油糕，洪衍文草草吞咽完上车前买的两个包子，连口开水都没喝，就跑到车厢连接处去抽烟。
他在车窗片一边吐着烟雾一边朝外张望，窗外是一片黄土地，在耀眼的阳光中全是沟壑纵横，在这里，他们这一代知青已经和当地农民携手耕耘了近十年，可仍是没有改变一点荒凉的面貌。
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真的值得人们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
洪衍文的心里其实早就有了明确的答案。他长长吐出一口烟雾，低头把烟头踩灭在满眼是脏污的、土红色的地板上。
确实，“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中造出了几个“混出人样”的精英，也出了“大寨”那样的农业典型。但别忘了，那不过仅仅是“梅菜扣肉”上头，属于肉类独有的张扬。从实际角度出发，大部分人、大部分地区还是肉下头的菜，属于干巴巴的铺垫。
他自己无疑就是“梅干菜”之流，是芸芸众生中的一粒草芥，名字普通得让人记不住，所以别说什么改天换地了，能全须全尾地好好活下去就已经极不容易了。
这话一点也没虚的，因为自从陆延华嫁人之后，别说他一开始那“打不挎”、“压不烂”“勇与天地斗”的心气全都烟消云散，就连他和其他知青伙伴之间，曾认为永远不会变的友谊也因为这一事件完全破裂，甚至可以说是反目成仇。
1976年到1977年，是他下乡以来最艰难的时光。下工回来便是呆坐，望着西天凄艳的晚霞，想着自己心事。他变得沉默寡言，因为陆延华的事，他无法对陆延萍、李卫国和刘阳平再产生哪怕一点的信任。
他们仨对他也是一样，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出于心虚，他们都离他远远的，不再与他交流，工作生活都与他脱离开，把他隔绝成了一个另类。
另外，家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父亲的病情成了他心里的一座山。每天晚上，他只要一想到母亲愁苦的面容，父亲病痛的呻吟，就会忍不住跑出屋外，朝着京城的方向下跪磕头，望着星空为父亲，为家人祈福。
不过话说回来，有一点他确实没想到。村支书的儿子对待陆延华倒是真的好，似乎是真的喜欢她。在家并不让她干什么重活，家里最好的东西也是紧着她用，甚至还为了她，把村里唯一的招工机会指给了她的妹妹，让陆延萍成了从“疙瘩岭”走出去的第二个知青。
只是另一方面，出于男人本能的防范，村支书的儿子对陆延华的人际交往也看得很紧。不但不许她再回知青点来，而且因为知道他们俩过去的事儿，就连下地干活也从不把他们安排在一起。
于是很长的时间内，他和陆延华即使偶尔能在公开场合见面，也根本再无说话的机会。直到1977年年初，陆延华的小腹隆起，有了身孕，和贫下中农彻底结合在了一起，村支书儿子的戒心才放松下来。他和陆延华才因此终于有了私下里见面的机会。
1977年的春节过后，他刚从京城回来，陆延华就主动来找他。不为别的，只因为她听村支书说，很快县里又会下放招工的机会，所以特意来告诉他这个消息。
据她说，李卫国和刘阳平他们为了这事儿，都快把村支书当场亲爸爸供着了，所以他也应该想办法送点礼，争取到这个名额，趁早离开这儿回城。
陆延华还对他说，“虽然我们没有缘分在一起了，可我最清楚，像你这样的人不应在这里消磨。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相信你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一个是你，一个就是我。”最后分手时，她还留给他一张自己的相片做永久的留念。
对陆延华的情谊，他自然无比感动。只可惜，能不能回去却不是他说了算的。
他们自己知道自家的难处，他带在身上的只有父母千方百计给他筹措的二十元钱，实在是舍不得投入到这种毫无把握的投机之中。
更何况他还因为和陆延华深为村支书儿子所厌恶。所以当时他就意识到，他是无法与李卫国和刘阳平竞争的，恐怕就是他们都走了，他也走不了。
他更没想到的是，就连陆延华交给他最后道别的信物他也没能保住。四月初的一天，村支书的儿子竟带着人找到了他头上，朝他索要陆延华的照片。他开始还不想承认，可后来村支书儿子竟然让李卫国和刘阳平来指正，他这才明白过来，是他同屋的那两个人再一次把他出卖了。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再想藏都藏不住了。没办法，只好把照片交了出来。村支书的儿子拿到照片相当生气，当场就指使人手又殴打了他一顿，并警告今后再不许他见陆延华的面。
在这件事后，他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时冷时热，神志不清，不吃不喝。李卫国和刘阳平这两个从京城来的同行者，既然不惜用背后捅刀的方式去讨好村支书的儿子，那么对他也根本没有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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