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长卿是一个合格的听众，对刘娥把持朝政，他并未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
陈希亮是一个士大夫，在儒家的传统教育中，士大夫最注重礼法、名义。
刘娥曾以天子的依仗，祭祀过宗庙，这在陈希亮、范仲淹这种士大夫看来，简直是对礼法的践踏。
但刘娥毕竟对稳定朝纲有功，加之她又是当今官家的‘母亲’，且赵祯也默认了她行为，加之当朝的大臣也采取了变通的法子，所以朝臣在没有过激。
“丹文，你一向见识过人，你说我大宋还机会收复燕云吗？”
与读书人聊天，他们总离不开要谈论政治。
对于收复燕云，姬长卿并不看好，甚至不认为宋朝能够在“重文抑武”的制度下，能够收复燕云。
“公弼想听实话，还是勉励之语？”
陈希亮闻言手中的酒杯停下了下来，随即苦笑着摇头道：“丹文，何以至此？”
“自我朝太祖太宗以来，国朝轻视武人，荒废武备，这势必会导致我朝武弱而文强。”
“武人娇纵，素来目无法纪，若不加压制，彼辈定会割据一方，介时我朝又会重蹈前唐藩镇的后辙。”
“公弼，世间的事，不这样的，你是士大夫，又是文人，势必会为文人士大夫说话，可需知道道家有言‘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国朝既想收复燕云，又不想提高武人地位，这不就民间常说的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天下可没有这样的事。”
宋朝是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自宋太祖制度“重文抑武”厢军、二府制度以来，宋朝就注定无法发展太强的军事力量。
而相比于还没有汉化的契丹人来说，他们虽是野蛮的，但兵力、战力也是极强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时期，由于得到了燕云十六州，辽朝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譬如北方的后晋、后汉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向其主动“称臣”。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并逐渐实现了中原的大一统。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图恢复盛唐时期的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不过，北宋的“进取心”势必与更北方的辽朝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因此，双方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如960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于今山东惠民县辛店乡先棣州村）；969年，赵匡胤亲征北汉，辽朝出兵干预，分道来援，但均被宋军击溃。
979年，宋辽发生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太宗受箭伤，喜提“高粱河车神”“成就”； 986年，宋太宗再次发动对辽战争，结果又被辽军大败于岐沟关。这两次战争对宋朝的震动非常大，进而埋下了宋朝各阶级对辽朝“恐惧与怨恨交加”的心理。
北宋建立以后，面临着一个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边政治环境，即不得不同时面对辽（契丹）和西夏的威胁。
辽朝给予北宋君臣刻骨铭心的屈辱，使得其自带的“天下中国”地位，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实际上，除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的狼狈外，辽朝直接“送给”北宋的屈辱，还有很多，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历史上着名“澶渊之盟”。
1004年闰9月，契丹南侵，寇准建议宋真宗亲征。在北宋业已取得一定优势的前提下，双方于同年11月签订盟约。即“檀渊之盟”。
盟约议定，“宋岁遗辽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宋辽为兄弟之国；二国并不得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就盟约内容而言，“宋岁遗辽银绢”的行为，无疑“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此外庆历年间，契丹又再次南下，这一次辽朝大军兵临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辽兴宗遣使萧英、刘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北宋派富弼携国书赴辽交涉，最终以“增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了结。
据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双方在讨论环节，辽兴宗提出，宋朝“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
宋朝使臣富弼认为，“‘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
辽兴宗丝毫不客气：“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
辽兴宗又后退一步，提出将‘献’改为‘纳’，富弼仍不同意，并在回国后提议朝廷不要答应辽朝的“无理”要求。
不过，宋仁宗并未听从富弼的意见，最终许称‘纳’。
坦诚说，无论是“贡”还是“献”和“纳”，都反映了出了辽朝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心态，甚至想做对方的宗主。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双方关于北方边界的一系列。
自1072年春天开始，辽朝就故意在宋辽界河挑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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