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历史也已经证明，张居正看人的眼光，其实还真不怎么样。
就好像张居正看好并一手托入内阁的张四维，显然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他在张居正身死后，竟然以为稳定民心的理由，实际上全盘推翻张居正的政治改革。
张四维不仅停止了正确的改革措施，还对张居正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这使得大明王朝失去了重振的机会。
张四维成为明代内阁首辅，就马上全盘推翻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导致张居正及其家族最后的悲惨命运。
张四维之所以对张居正反戈一击，部分原因是因为张居正在生前的一些政策和行为引起了他的不满，尽管张四维是由张居正提拔进入内阁的。
实际上张四维最重视的，其实还是商业的发展。
由于张四维出身于商人地主家庭，生活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因而他对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用有比较进步的认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轻商的观念是很顽固的。
但张四维却一扫以往传统观念，认为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平等，商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统治者应将商业与农业同样予以重视。
所以在张四维的一生中不仅没有轻视商业和鄙弃商人的言行，而且还为许多商人撰写过墓志碑铭，颂扬他们经商致富、益国济民的高尚品行，热情地讴歌了许多商人不辞劳苦、惨淡经营、艰苦创业的事迹。
尤其是在他的文集《条麓堂集》中保留了大量关于山西商人发家致富的事迹和经商之道，为后人研究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他的这中间是，或许为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许多参考意见，但是在张居正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考成法和一条鞭法，张四维显然是持反对意见的。
特别是为一条鞭法推进过程中进行的全国清丈土地一事，此事影响巨大，造成士绅阶级利益受损。
作为大地主出身的张四维家族，自然也在这次事件中损失较大。
虽然张家是商业家族，但明朝资本了主义萌芽仅仅是处于初级阶段，那时候人们最能接受的还是“有土斯有财”的观点，认为商业可以赚钱但也能赔钱，只有土地才能持续产生收益。
所以，许多商人在取得成功后不是大肆扩张商业版图，而是大肆购买田地变成大商人大地主。
于是，张四维掌权后，为了快速取得士林阶层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选择废除张居正改革，对革新派的新政，进行了反攻倒算。
他以一己之私，让大明朝丧失了一次重振的机会，政治彻底走向腐败。
虽然曾有传闻，张四维在入阁后就曾经因和张居正意见分歧而被张居正厌恶，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屈服。
至于阁臣，虽然到了明中期开始，三鼎甲入阁变得困难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大多会在办理差事儿的过程中发生意外，然后时期晋升的机会，但也绝对不是说所有人都这么倒霉。
也难怪，一些小说或者野史杂记里会说是朝中高层官员因为嫉妒，所以有意打压三鼎甲，特别是他们的头牌状元郎。
不过，申时行确实是个例外，或许他崭露头角的时候，张居正那会儿已经大权在握，完全没必要防备，所以申时行靠着熬资历，还是成功入阁。
更是在熬死张居正以后，趁着张四维丁忧一举成为大明朝内阁首辅。
显然，这和他平日里低调作风和左右逢源是分不开的。
朝中谁都不得罪，最终在首辅人选的比拼中脱颖而出，超过了余有丁、潘晟，坐上首辅宝座。
而在他之后，到了风雨飘摇的崇祯朝，曾经的状元郎周延儒、魏藻德也先后出任过大明朝内阁首辅。
只不过，他们的风评随着明朝的轰然倒塌，自然就不怎么好。
或许，张居正也是因为知道的东西更多的，知道朝堂上出现了一些潜规则，反正他是不怎么看好申时行的。
因为申时行行事中规中矩，并不出彩，让他没有要扶持的意思。
张居正的话，算是赞成了魏广德的提议，同意让申时行入礼部，算是踏上了从翰林到内阁的那条金光大道。
当然，最后到底能不能入阁，现在也还不好说。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难度丝毫不亚于科举考试。
“另外还有一件事儿。”
这时候，张居正忽然又开口说道：“善贷，顺天府之前上奏，弹劾宁晋伯刘天锡、武靖侯赵国斌不法，大肆侵占百姓田地，甚至还逼死数条人命。
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处理？”
张居正忽然把手里一个有点烫手的山芋抛给魏广德，理由自不必说，他和勋贵联系多些，这些都是勋贵之家，要是交给刑部和都察院来做，那事儿就闹大了。
最后不管如何处置，丢的还是朝廷的脸面。
其实哪朝哪代都差不多，遇到这样的事儿，大都选择捂盖子，快刀斩乱麻尽快解决，不让事态扩大，进而四处传播影响朝廷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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