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分。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
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而万历皇帝面前的书，自然就有上述标记，这也是为了让小皇帝在后宫看书时避免出错。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古文原本讲完，魏广德又用白话把故事简述一遍，这有利于朱翊钧明白故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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