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在明军使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足够震慑他们了。
而现在，南海水师在俞大猷的带领下，正在快速追赶夷人舰队的实力，到时候再交手，大明或许也不需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获得海战的胜利。
明代是东西方军事技术开始拉开差距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西学比较兴盛的时代。
嘉靖朝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持续侵扰，为应对海防需要，明朝水师经历了两次技术和战术的变革。
第一次是嘉靖万历朝，以引入佛郎机为中心；第二次是天启崇祯朝，以引入红夷大炮为中心，两次变革也都带来了相应的战术调整。
不过因为魏广德的介入，所以第二次变革来的更早，也进行的更加顺利。
第二次变革前，中国水师在海战战术的重要性次序，仍是以火烧船，以船冲犁最重要，海战以冲沉贼船为首功，而斩级擒俘则次之，而以炮伤人，以炮毁船的情况，并不多见。
17世纪初，荷兰人东来，其船铳数量与威力比之葡萄牙船更多更大。
几场冲突使得明朝认识了其性能特点，并且专以“红夷”大炮称之。
海防问题严峻的东南沿海，迅速把红夷大炮应用于海防战船，并且突破大型火炮装备战船的数量限制，并出现专门化的熕船，衍生出舷侧炮技术，已与欧洲船舶的炮击战术十分接近。
而现在才是万历初期，大明水师就已经开始掌握红夷大炮，并将熕船搞出来。
虽然俞大猷设计的大明炮船存在一些缺陷，但确实发展起来了，拉近了大明和欧洲人战舰的技术差距。
要知道，那时大明的熕船，打的是称霸海洋的“海上马车夫”荷兰，那时候的荷兰海军实力已经超过了西班牙，通过贸易赚取巨额利益。
荷兰当时的海军战舰战力，也是远超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战舰战力。
当然，当初那支和荷兰人作战的军队主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明水师，而是招安的郑芝龙海盗集团。
1633年明荷料罗湾海战，明军的大型战船，分别装备16门、20门、36门大炮。
荷兰台湾长官汉斯·蒲陀曼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芝龙战船“按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的大炮”。
1635年在剿灭刘香的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
如今的大明，虽然依旧病入膏肓之像，可是有张居正的改革，还有魏广德有意无意的影响，明军战力已经获得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原本这个时空，明军还在大量生产装备佛朗机炮，而魏广德则已经把视线瞄向了欧洲人最新式的红夷大炮上。
不过，红夷大炮暂时还只是在海洋上发挥威力，对于陆师，依旧还是大量使用佛朗机炮，因为在大明的陆上对手中，暂时并没有发现可匹敌的对手，自然不需要装备机动不易的红夷大炮。
而且，水师完全掌握了红夷大炮的特性后，发展到陆师其实并不难。
而且，制约明末军事力量发展最大的障碍，因为张居正在位的关系，未来几年在张居正改革持续进行中，朝廷财政获得极大宽裕的前提下，也将不复存在。
不过，在张居正值房里，也不容魏广德想这些，他现在需要的还是说服张居正支持他，让大明向外扩张武力。
现在要是不在欧洲人大规模到来前，把大明在南洋的基本盘稳住，那以后只会更加麻烦。
“我是这么计划的，南海水师在南洋的扩张，先是通过来往商船获得最佳良港的位置。
朝廷再联系藩属国，商议将良港转给我大明的可能性，重点是让他们明白，当初因为大明船队不再下西洋，导致这些年来南洋诸国之间战争不断，纷争纠缠。
现在我大明发现南洋诸国正在遭遇外来威胁，所以以宗主国的身份，需要保护藩属国的安全，让他们不受外域国家的军事威胁。
租借良港驻军，自然就是最好的办法，有我大明水师存在，夷人就算想用武力统治他们，我大明也会有所反应。
相应的，大明承担这笔军饷开支，自然需要藩属国来提供。
这么做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
在以马六甲、暹罗举例，我相信南洋诸国应该会接受我朝的要求。
试想，如果当时在马六甲、暹罗，有我大明军队驻扎，夷人敢攻打马六甲吗？
东吁王朝又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出兵暹罗，还俘虏暹罗国主。”
魏广德把自己对周边藩属国威逼利诱的想法一说，张居正自然觉得可行性似乎极大。
当然，其中肯定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出现问题不怕，出了问题再商议解决就是了。
比如港口范围的画界，还有水师在藩属国的政治地位，这些，其实都还需要朝廷和他们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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