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
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陈六事疏》中就写道，“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
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
当然，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
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
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
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
虽然在此过程中，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但实实在在的，在考成法推出后，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
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必然大赦天下，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
试想，只要能拖过几年，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税钱就不用出了，这么有利益的事儿，谁会不想干？
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可为了治下安稳，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只有朝廷吃亏。
好吧，朝廷家大业大，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根本就在于财政。
朝廷有钱，有灾可以赈济，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即所谓富国强兵。
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可入朝为官，还真不能再这样做。
通过建立制度，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也就能富国强兵。
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随之王朝覆灭。
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
但是，支用太大，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
相比地方豪绅来说，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
只是，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为了王朝财政平衡，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
他们有能力，有关系联合起来，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
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
其他建立王朝的开国皇帝，无一不是豪绅阶级，最起码也是朝廷的一个小干部。
所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正造反成功的，多是统治阶级中人倒戈，被统治阶级造反成功的案例几近于无。
由此可见，张居正的考成法对延续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绝对不是催收钱粮那么简单，而是真正可以做到为王朝续命。
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条鞭法及为此展开的清丈田亩，补足了大明枯竭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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