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状纸，涉及田地不过数千亩，还有几十处买卖。
若是推行一条鞭法，怕是十万亩也挡不住。”
那师爷压低声音说道。
“让我再想想。”
海瑞低头思考过后才说道：“状子都整理好，我明日再看。”
说完话，海瑞就一步步缓缓走向后堂休息，不过也在权衡先前师爷所说之事。
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征收徭役，如里甲、均瑶、杂役等。
由于徭役大多是按户征派的，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江南地区的很多民户选择了投靠仕宦大族，改换姓氏，成为后者的“家人”或者说是“仆人”，由此双方形成了主仆的关系。
这样做的好处是，投献一方脱离了原先的户籍，寄籍于仕宦家，也就避免了徭役的征派，此后他不再交田税，却要向仕宦交租。
而受献一方由于拥有优免特权，故而逃过赋役，再加上飞酒、诡寄等手段的运用从而逃避田税，可以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总之，它对投献双方均为有利，损害的只能是那些安分守己，又无法逃避赋役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会承受因为一部分人“投献”而转嫁过来赋役的负担。
而一条鞭法改革包括“以概县之田，承当概县之役，从而废除排甲轮役制”；“按亩征银，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了力差”等。
这样，百姓只需要通过承担力差的费用，就可以免予服徭役之苦。
要知道，赋税只是要钱，可徭役却是要命的活计。
在一条鞭法实施前，许多百姓就因为承担徭役而困累而死，而这些人往往都是一家的顶梁柱。
顶梁柱倒了，一家人离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
最可恨的还是，许多地方士绅就是利用手里的权利，往往在安排徭役的时候，把自己看中田地的主人安排最累最威险的差，通过这种方式兼并土地。
人在服徭役的时候出事儿，他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都是各家自担。
这样的人家，为了活命，也就只有变卖土地一途，不过也就是能苟活一段时间而已。
因为他们耐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已经没有了，只能做佃户。
而在一条鞭法推出后，百姓就不用服徭役，只要能给出力差钱，官府收钱雇人做事，那人是生是死就和百姓无关。
既然不用担心服徭役，那一旦海瑞在应天十府推出一条鞭法的政策后，必然就会有原来投献的人家反悔。
要知道，他们投献是为了躲避徭役，国家的赋税其实并没有少，只是变成了地租，甚至还是稍重一些的地租。
但是当增加的地租可以覆盖赋税和力差银钱后，谁还愿意继续过投献的日子？
土地成为别人的，至少名义上土地的所有者是主家，自家还要一辈子做主家的奴仆？
因为投献后，户册上已经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主家的仆人。
按照海瑞在几个地方为官的经验看，他知道师爷的话是有道理的。
一旦推出一条鞭法，许多投献民户就会出来闹事，用状告的方式成为徐家的佃户，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摆脱赋役的征收。
确认租佃关系的成立，转而否认先前主仆关系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阶的立场上看，如果允许退田，他不仅将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得接受名分上的改变，投献者由“家人仆从”变成佃户。
众所周知，名分对于维护“名族”地位尤为重要，是区分“尊-卑”“贵-线”的标志，徐阶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赋役”这个词，在古代要分开来看，赋是税，役是役。
税可以简单理解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就缴纳多少税，而役则是劳役、徭役这类。
而在明朝，士人虽然有优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不是全部赋税，最起码在朝堂上是这么说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时，朝廷还出台优免则例，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
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实就是免役的人口，而优免役粮则是折合田亩，因为大明把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个等级每亩地的田税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级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粮食，那么就等于免多少田税。
你家的田税超过优免役粮，自然就不用交田税，但是超过部分就要缴纳。
而且因为明朝的田税很低，所以折合的田亩面积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新的优免新例就更加明确了数字。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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