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彻底废除了井田制，土地私有制正式确立起来，为了能够增加国家的赋税，商鞅强制拆散秦国境内的氏族，使其分散为一个个的小家庭，如此小农经济就出现了。
两汉时期，土地兼并就达到了的巅峰，出现了豪强地主，他们垄断地方的大权，逐渐演变为了门阀士族，而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了奴婢、佃农等，失去了人身自由。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达到了巅峰。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甚至操控朝政，跃居皇权之上。
北魏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就将土地按照相对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这就是所谓的“均田制”，这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不能够买卖。农民得到国家分配的土地后，就按照相关的份额缴纳赋税。
均田制被北朝和隋唐继续沿用，唐朝统一后，向全国推广了均田制，唐朝还将租调制发展成为了租庸调制度，所谓的庸就是百姓可以用钱代役，此举一定程度保障了农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赋税。
唐朝后期，均田制也因为土地兼并而走向了瓦解，国家陷入了危机。
宋朝建立后，继续沿着唐朝的思路发展，选择“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北宋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租佃关系盛行。和汉代相比，宋代并未形成豪强地主，反而因为科举制的推广，地主开始向乡绅阶层演化。
但是北宋时期，因为商业、手工业的飞速发展，农业税反而从国税之中占比降低，反而是商业税占比大增。
可以说，宋朝时，整个社会有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趋势，要是没有之后的战乱，说不定两宋还真能顺利地过渡到资本社会，领先西方社会一千多年。
商业税的出现，其实代表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可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两宋时期营造的良好社会制度直接被打破，农业税的比例重新上升。
等来到大明时期，为了能够让国家在最短时间之内恢复，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了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于是商业税收急剧萎缩。
明朝时期，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明朝的财政收入仅为宋朝的八分之一，其中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农业税。
明朝的商业税率和宋朝基本是一样的，明朝商业税收的大幅度萎缩，说明明朝的商业已经严重退化。
商业的退化，朱雄英并不担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百姓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才能有精力去发展所谓的经济。
按理说，有大元在前打下的基础，大明现在占有的土地肯定是比以往朝代的土地要多的，那在相同税务的征收之下，大明的国库理应要比其他朝代要厚实几分的，可现实却不是如此。
朱雄英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特权以及合理避税导致的。
大明初期，朝廷有这样一项规定，那就是凡是家中有秀才户籍不用服徭役。
最初这项政策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读书，毕竟明朝建立之初汉文化经过元朝的荼毒，真正的读书人并不多。
不过之后这项政策就有那么一点变味了，有秀才的不需要服役，那他们需要做的自然就落到了其他需要服役的人身上，久而久之，那些家中无秀才的人家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其次，可以免赋税。
当时秀才家中贫苦的可以申请免除自家的赋税。
其实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毕竟当时的读书人基本生活能力都不高，赚钱的能力更是基本没有。这样一来这些读书人的日子还能过得好一点，但是后来也变味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秀才帮别人免除赋税，以此来盈利。
光是这两条，那世家大族完全就不怕自己名下的土地会因为产生巨大的赋税而头疼，毕竟，在巨大的家财实力的支持下，这些大族之中秀才以上的功名绝对不少，多名同时在朝为官的也不少见。
有了这些人特权支持，世家的土地兼并愈发的放肆，长久以往，真正的税务国家其实并不能征收多少。
在农业税的减少，商业退化的影响之下，税务自然是越来越少。
更不要说到了大明后期，没有朱元璋这位铁腕手段帝王在，皇权逐渐地被士大夫集团压制。
历史上，在明代万历朝，一场抗税运动席卷全国。
这场运动虽看起来只是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实质上这背后是大明帝国权力最高层的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博弈。
因为士族特权以及皇亲宗室的势力越来越庞大，可以说当时大明最富的一群人就是诗书传家的士绅贵族。
国库没钱，皇帝肯定要派人征收税务，可在明朝，能够经商的背后无不是世家大族，能够占据矿场的背后无一不是有着朝中大臣的背书。
皇帝想要收税，这可是动摇整个士绅阶层的利益之争，所以这场抗税运动能够在几乎同一时间席卷全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收税与抗税的斗争背后，是皇权与臣权之间的博弈，很明显历史上，以万历皇帝为代表的明朝皇权，是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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